这篇谈的是基督徒“反犹”和“支持以色列复国”这两个貌似矛盾的主张背后的宗教思想史。
首先，这两个主张没有看起来那样矛盾。19世纪犹太人在俄国受迫害逃去欧洲和美国，欧美建立了quota制度限制犹太移民，一战爆发，贝尔福就说要给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安个家，你说这是两套叙事还是一套叙事？
支持以色列建国，老实说，恰恰是欧美主流民族排斥犹太人的一招妙计。既驱逐了犹太移民，又获得犹太人的金元，还可以通过以色列把势力部署到中东，可谓是一箭三雕。
欧美与犹太人同谋建立以色列国，并不代表是出于好意，各取所需罢了。不过呢，在背后提供合理化叙事的，的确是教会对Bible的解读为这些主张做了背书。
很多基督徒觉得理所当然，毫不追究“解读”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其实要看一个解读是不是正确，不是某个权威说了算，也不能直接去Bible里找论据（因为你的诉求会影响你的解读），而是需要接受客观历史的检验。
那些读了很多经书的法利赛人让耶稣显神迹，耶稣骂他们只懂得看天气，却看不懂时代的征兆。时代的征兆，就是客观发生的历史。
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总是抱着先入为主的态度去找上帝要答案，最后要不就破灭，要不就造成巨大灾难。在历史面前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是上帝下达给人类无可推诿的命令。
教会和犹太人的命运第一章
一开始，教会是犹太人创建的，耶稣十二个门徒也是犹太人，新约是犹太人写的，把福音传到欧洲的保罗是犹太人。初期教会的主要矛盾是犹太人嫌弃非犹太人（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吃猪肉的问题，犹太领袖还在耶路撒冷开了个会，决定外邦信徒能做啥不能做啥。
这时候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教会非常热衷以色列建国。
犹太人是自信与上帝有约的民族，这个信仰让他们可以在一千年的建国、亡国、颠沛流离中维系自己的民族认同，亡国却不灭种。这个约让他们相信，无论他们如何失败、如何流散，上帝都会重新眷顾他们，兴起一位弥赛亚拯救他们，带领他们民族复兴。他们对救赎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建立以色列国，是以民族复兴为诉求的神学观。
因此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因为他们相信民族预言里的那位弥赛亚应该拯救以色列民族，不应该被判死刑。
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才挽回了一些人，但注意，即便这个时候，门徒的认知仍是耶稣要建立以色列国：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使徒行传 1:6-11)
耶稣的回答也很妙，他没有马上否定，而是让门徒走出去，去世界各地作他的见证。什么见证？其实就是有样学样，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结果门徒怎么理解的？他们理解的重点在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建国。老实说，后面白衣人说的那句，“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是不是后加进去的都很难说。
总之，这个弥赛亚要回来建国的信念是让很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最根本的原因。更准确的说，他们不是改信，而是延续了以前的信。所谓改信和没改信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不认耶稣是弥赛亚。不认的就是犹太教，认的就是基督教，但认与不认，他们都在等着弥赛亚复国。
到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突然有很多犹太人离开基督教，罗马的基督教徒从数量上开始超过犹太教徒。这在Bible中也有迹可循。《希伯来书》就是写给重返犹太教的犹太信徒的。
犹太信徒为什么放弃基督教？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罗马的迫害。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外界的迫害只会加大内部的凝聚力，历史上还没见过被逼迫斩草除根的信仰，倒是见过不少被贿赂腐败的“信仰”。
我认为真正让犹太人离开教会的，是以建立以色列国为诉求的神学观破产了，同时以非犹太人为主体的教会逐渐发展起了超越以色列民族意识形态的神学观。
福音书里记载了耶稣说去天上预备地方，使徒行传里记载了耶稣怎样去也要怎样来，这在犹太信徒耳朵里听起来就是“去去就来”的意思。这些人等啊等啊等到头发都白了，眼睛都花了，孙子辈都长大了，耶稣还没来。身边不知多少人嘲笑，“跟你说他不是了嘛”。
于是信心开始动摇。
如果他没有回来复兴以色列国，那他还是弥赛亚吗？如果他不是弥赛亚，那么我们所信的一切不是枉然吗？
《希伯来书》所回应的，很多人搞错了，并不是信徒被逼迫的问题，而是信徒“等而不得”的问题。
因为“等而不得”，因为复国的愿望破灭，犹太人最终选择了离开基督教会。而同时，以非犹太人为主体的教会，开始拥抱超越以色列民族意识形态的神学观。
其实这个神学观贯穿保罗书信，保罗虽身为犹太人，但他的书信其实是脱离了犹太人狭隘的民族主义迷思。
他说， ”从以色列生的，不一定都是以色列人……只有凭应许所生的才算是他的后裔“。
也就是说，共同的血脉不再算数，共同的信仰才算数。基于信仰的约取代了基于血缘的约，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代替了血统上的子孙，信心代替了献祭，实践爱代替了行律法，爱代替了惧怕。
想想看，这种神学观在犹太人那里怎能被接受？接受保罗的神学观，就等于放弃血统论，放弃守律法，这两样都放弃，那么维系民族身份和认同的那个根基就不存在了。说白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但是，怎么说呢，消失就消失吧。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完成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使命，坦然交棒，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犹太人显然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到了主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大批犹太信徒放弃基督教信仰，重归犹太教。
当犹太人放下十架的时候，他们就拿起了刀剑。
公元66到70年，131到136年，两次犹太起义，两次罗马镇压。最终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犹太人开始了将近两千年的民族流散史。犹太人居住的那块土地被改名为巴勒斯坦叙利亚。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主体“巴勒斯坦”形成了。
教会和犹太人的命运第二章
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之后，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现在说的各种犹太人，都是以他们流散期间聚居的地方区分的。聚居在南欧一带的就叫Sephardic犹太人，聚居在北欧日耳曼再到俄罗斯一线的，叫做Ashkenazi犹太人，停留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Mizrahi犹太人，还有很少量极端正统犹太人依然住在巴勒斯坦。
在所有这些犹太人当中，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最严重。
其实中国也有犹太人，据说最早公元一世纪就由西域进入中国，至少有一支定居在开封。但犹太人在中国没怎么受到逼迫，和中国人相处的不错，有一些犹太人还做了官。逼迫越严重的地方，犹太的民族认同感就越强烈，而中国人接纳他们，中国的犹太人反而都被同化了。
欧洲文明是被基督教驯化的文明，对异教徒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Bible里有不少经文都被当作打击异己的论据，所谓“圣战”压根儿不是穆斯林的发明，十字军东征才是“圣战”的发端。
讨伐异教徒本质上是世俗权力和资源之争在宗教层面的体现。经济危机或公共卫生发生危机的时候，人最容易寻找替罪羊。烧女巫、打击异教徒、十字军东征都是这种打着上帝的名义转嫁内部矛盾的行为。
犹太人作为没有母国的流浪民族，本身是不被信任的。大部分犹太人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极高。得益于他们在流散过程中为保持民族性对律法和经学近乎疯狂的学习传统，每一个犹太男性从小接受严格的经学和律法教育，犹太人的识字率远远高于欧洲平民。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通常来说还是比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层次的思维和眼界。更何况《旧约》不仅只有一板一眼的律法，还有很多现世智慧。你有时间读读《箴言》，确实能让人变聪明些。
有文化在任何社会都是很大优势，学习在古代社会是权贵的特权，但在犹太社区却是每个犹太人的义务。虽然（或者说正因为）没有土地，犹太人可以从事一切不需要种地但需要识字和计算的行业，包括且不限于商业、金融、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政治，每个领域都能碾压那些没文化的欧洲农民。
但这就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当地人干不过这些移民，就会产生嫉恨和排斥，嫉恨和排斥又会让犹太人更加抱团和封闭，引起对方更多猜忌，就形成恶性循环，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被推出来当替罪羊。
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不是最近才开始流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就流传着各种关于犹太人的都市怪谈，基本上都没什么依据。基督徒指责犹太人杀死了耶稣，那犹太人还建立了教会呢又怎么说？总之，为了合理化对犹太人的歧视，教会是首先“摘樱桃”的那个。
这个阶段的教会还没产生“复国主义”这回事。
教会和犹太人的命运第三章
在欧洲，排犹的立场基本没变过，从中世纪到20世纪，欧洲所有国家都有记录在案的排犹历史：英国排犹 （1290年），法国排犹（1394年），德国排犹（15世纪）， 西班牙排犹（15世纪），东欧排犹（18世纪），英美致力于限制犹太移民的quota制度（19-20世纪）。
支持以色列建国这种主张，中世纪是没有的，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出现了。
教会中的排犹思想到了宗教改革时发生了一个神奇的转变。倒不是不排犹了，而是犹太人在新的神学解释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角色。
中世纪教会基本认为犹太人在救恩中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因为犹太人的不信，那么他们在教会历史中就只能是被驱赶的异教徒、敌基督的角色。但到了15、16世纪，两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一件是宗教改革，另一件是奥斯曼帝国兴起。
宗教改革剑指西教廷，奥斯曼帝国剑指东教廷。
眼见基督教会就要遭受灭顶之灾，马丁路德带领一众改革人士，大骂教皇和突厥穆斯林是敌基督，基督徒要同时反抗教皇和穆斯林，虽然不喜欢犹太人，但基督徒首要的敌人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梵蒂冈和奥斯曼。
整个宗教改革是在以教廷和奥斯曼为假想敌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了反教廷，改革人士对Bible做了新的解读和说明，并赋予了犹太人新的角色和使命。
“犹太人”这三个字，变成了构建反抗教廷神学中的一个符号，一块拼图。这种神学否认教廷的权威，反对把教会腐败的图景看作基督掌权的世界，他们主张耶稣还要再来，而耶稣再来的标志之一，就是以色列全员信主再加重返耶路撒冷建国。
这是不是和犹太信徒最初的主张很像？是也不是。它们其实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犹太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是欧洲基督教中心主义，也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是要建立以色列的国，一个是要通过建立以色列国召唤天国。对基督徒来说，以色列复国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手段、一块拼图，只等这个预言应验，这个拼图归位，信徒盼望的天国就能到来。
这条教义，可以说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发明，是改革者在反抗教皇领导的天主教的大背景下做出的极有针对性的、诉求先行的解经。宗教改革以前，教会没有特别把末日、天国、拯救等概念和犹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些基本上被看作是某种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东西。各人的得救只和各人皈依教会和在教会中的行为有关。但这种信念在宗教改革中被摧毁了。教会是腐朽的，教皇是敌基督，教廷和教皇是必须被推翻的权威。那么问题来了，推翻权威之后信徒们的盼望又在哪里呢？过去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在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一个新的标的物。基督徒需要这个新的标的物来重建与救赎、天国、耶稣再来之间的关系，这个新的标的物就是犹太人的命运。在Bible中寻找犹太人命运线索的解经方式是宗教改革以来最大的谬误之一。
这种解经方式既忽略了Bible本身的语境，也忽略了客观历史的发生。
Bible自身的语境是复杂的，没有一处明确说明以色列人归信、复国、末日、天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在不同的书卷、不同的上下文中出现。各自有各自的语境，各自在各自的语境中表达不一样的信息。诉求先行的解经就是东一句话西一句话拼凑出一锅乱炖，解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诉求，纯属强解。
因此以色列复国这事有极多版本。有人说犹太人先归信再复国，有人说先复国再归信也可以，有人说犹太人复国之后耶稣就来，有人说耶稣总归得先来。总之，哪个说法对，哪个预言真，是完全没办法考究的，没有定论，全靠人猜。
客观存在的历史，也不支持这样的教义，这个连犹太人自己也承认。从公元70年被驱逐到1882年第一批复国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过去了将近两千年，无论是说先复国再归信还是先归信再复国，是说先复国再天国还是先天国再复国的，没有一件按照这些解释发生，没有一件带来和解、和平、和祝福。请问追捧复国主义的基督徒你们要如何在客观发生的不公平、不公义、霸凌、欺压、剥夺、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面前毫无愧色的说这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带给全世界的祝福？
基督教的锡安主义在一开始就是和新教一起诞生为了回应教皇缺席后信徒的存在性问题的构建，将犹太人的命运和天国的降临做了牵强附会的联结，在十九世纪后更是加以利用来合理化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实质上是做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掩盖了欧美占据中东瓜分利益的野心。
在整个过程中，基督教其实是极其傲慢的对待犹太人的命运的。一方面，犹太人被如同土拨鼠一样年年拿出来看看还有多久天国会来。另一方面，将犹太人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赶尽杀绝。
这种扭曲的心态犹太人当然也知道，正因为如此犹太人才千方百计要建国。他们并不信任欧美的“支持”，互相利用罢了。
现在看来，在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可以避免今天的悲剧。第一次是犹太信徒“等而不得”时及时调整认知，没有丢弃信心，没有重回犹太教起义。第二次是基督教会对抗教廷和奥斯曼时不以此为由强行介入犹太人的命运，没有为以色列复国背书，没有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
教会这两次选择其实都和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诉求下诠释Bible有关，他们罔顾客观发生的事实，只关心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成功，造成今天累计千千万万的人生灵涂炭，包括千千万万的孩子。无知不会叫人作恶，自以为义的无知才会叫人作恶。
那些狂热支持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的信徒其实不是不知道，而是选择了不看、不听、不想，选择了“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恶。